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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一位法国老精神分析家

作者&来源: 徐远聪心理咨询

这是很静的雨天,写一篇流畅的文章。

初见亚历山大,是几年前的冬天。是在一所大学的五天的讲座上,他称之为seminar。记得刚坐下来的时候,我只惦记着缴一两天的费用,盘算着此后就到北京去听一位熟悉的老师三天的讲座。

他的讲座开始时,主持人介绍说他们是法国“大师的一代”,都是在拉康、德里达的研讨班上成长起来的,他们中间没有出现如拉康那样著名的大师个体,但他们是整个一代大师。这个话让我现在还记起。

记不得第一天上午他讲了些什么,但是上午一结束我就把五天的钱全付掉了。在那个时候,能够阻挡住我的北京之行,应是很特别的更有分量的东西吧。

然后我记得的另一个例外,是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听完了五天,在此之前与之后,几乎从未有过。在其他人的课上,我总是晚到、早走,有时候听个开头就走了。亚历山大让我“坐住”了五天,只是坐着静静地倾听一个老法国精神分析家的自由联想。那一次也很巧,讨论的所有案例都是精神病性人格的。结束后,我在内心中说出了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个对分析的感悟,“精神病性人格,只有当那真正悲哀的部分传递过来的时候,治疗才真正的开始了。”

关于那老头儿,记得最深的是有一天他说,他给女儿取的名字的意思是,“真实的生活”。然而另一天他又怒气冲冲地张着五指挥动着说,“精神科医生一天到晚只会说,什么是想象!什么是真实!” ——吔!你到底要咋样?!

那年之后,他应邀又来过两次上海,seminar,我没有听全,开始体验到阻抗,精打细算费用和时间,听一天两天三天。我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人问过我。然而他仍然生动地存在着,通过同学们的口口相传。最难以忘记的是他鲜明的情绪表达。

有时他听了个案报告难过地睡不着觉。

有一次报个案的年轻男性咨询师是个善良温和的好人,虽然他并不确知咨询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而病人就那样慢慢地好起来了,亚历山大听的时候就很高兴,欢喜得不得了地笑着横竖端详着对面报告的咨询师,人人都看出他是多么的喜欢对面的年轻人。

有一次报个案的是认知流派中有了一点点小名气的一位年轻女咨询师,她的语气含着对来访者的轻忽,对移情隐含着轻慢,我记得老头强压着怒火,只是用隐藏着愤怒的同样轻慢的语气问了一次又一次,“后来呢?后来呢?”

有一次我目睹了老头儿想干预一个女咨询师的反移情,这个咨询师毫无精神动力学培训背景,又生来强势,不理他那一套,很强硬地为自己辩论,并声称,“你搞得我很不舒服。”

这一刻老头的回应是我永远无法忘记的。他沉默一会儿,说,”我仍在一次又一次地来中国,是因为这里有着法国、美国与欧洲再也没有了的东西,这里的每一个咨询师都奋不顾身地投入移情。你在法国不能指望一个受完整课程训练的年轻咨询师再这样投身于移情了。所有的人都能投入移情,这是只有精神分析刚刚诞生时才有过的情境。“

就在这里让我暂时中断我的回忆往事吧,因为刚刚泪水已盈满眼眶,而现在已经泪流满面了。

从未有这样的一个老分析家,这样地理解在这里发生的这一切。“奋不顾身地投入移情”,精神分析诞生之初的东西。

几年以后的一个冬天,我在微信圈里读到了老头儿的一篇文章,《为感谢我在成都、上海所见到的年轻治疗师而作》的文章,从这个题目开始,到这篇文章,以及追忆起的这个人的很多片段,让我无数次落泪。一个人流泪,是因为自己内心的伤悲。那个冬天,正是我对法国精神分析产生深刻的质疑的时候。他的文章,特别是中间写到的他如何远离了他所见到的成都精神分析,特别是提到传说中的“中国拉康派精神分析的祖师爷”时,他的那一句,“他早已不再是精神分析师,甚至可以说从来都不是。”让我觉得,我内心的声音即便孤独,可能说出的也正是真相。我确定法国精神分析进入中国是多歧路的,没有人说出这个觉察,危险就还在继续。

亚历山大一个人,就撑起了我对法国精神分析的全部尊重。

那个冬天最寒冷的时候,我写信给老头儿,按照《致谢于我在成都、上海所见的年轻治疗师》文章中的地址。我们有了短暂的两次谈话。我没有来得及告诉他,在这个冬天,我的微信封面就是他这篇文章的开头所用的那座黑夜里亮着灯光的房子的照片。

半年后在上海,我们迎来了另一位在巴黎享有盛名的“大师”的访华和讲座,这位大师给我的感觉是无可挑剔,知识渊博,笑容可掬,人也很聪明。然而我感觉到说不出的一些什么。我是非常善于提问题的,然而这个大师是绝无仅有的我感觉没有任何缝隙可以向他提问的人。他讲的主题内容是青少年,“所有的反叛都是积极的,有意义的,”他说。找寻可以提的问题的时候,我问我自己,他的反治疗特质(counter-therapeutic character)是什么。我问我自己,如果我是一个青少年(我经常是的),我坐在他对面有什么感觉。这个青少年可能会和我自己的感觉一样,没法回问你什么,但是至少可以掀翻桌子就走出去。我注意到他所有的讲话,都在说“他们”如何如何,他的讲话中是没有“我”的。我猜测在和青少年的工作中,这位大师是要赢了青少年的。

然后我提问,尝试用死亡的话题去叩问他理论建构的完整性,每一个问题都以一个鲜明的“你”开头。提问,回答。所有的言语都仍然是说“他们”。这印证了我提问之初的感受,也是我对此一类别法国精神分析的印象,“始终在谈他们如何如何,而精神分析的核心要素——移情、反移情、阻抗、分析师内省都失去了意义。”

当那位风格迥异的大师滔滔不绝、兴奋快乐地一层层分析个案的潜意识移情的几种可能性时,我想念亚历山大,他不使用术语,也从没有听到过他这样去分析一个人。他只是问着生活中的问题,像是要弄懂这个故事,然后问着问着,这个人的内心生活的骨头架子就呈现得很清楚了。

课间休息时,也有别人回忆起亚历山大。有人忆起,老头有一次听完她呈报的个案,一晚上没有睡好。她现在说起时有点“狡猾”地笑着说,“我知道他那天听了肯定睡不好。”她说这个个案现在还在做,那么艰难的个案,现在已经好多了。

我听到这里眼眶又要湿了。病人好多了,是因为她的悲哀传递给了咨询师、督导,那么遥远的法国老头儿承担了移情,一夜无法安睡,病人是会好起来的。多想告诉老头儿,我们还在这里,以这样的对话回忆你。

亚历山大已有一年多不再来了。我告诉过他,在来访上海的所有国外精神分析家中,他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但是为什么呢?

现在想起,就是他那篇文章里的一句话,“精神分析家承受移情。”

“对面子和地位的维护,在中国比在法国更为严重,也更难加以抗拒。当然在法国也一样,大量的分析师放弃了分析而陷入到对权力和地位的追逐中。”——他写道。

“在上海,有人指责我在某个案例中没有去帮助治疗师,反而将他置于一种焦虑情绪中——对此人而言,我应该做的是让治疗师安心。然而,治疗师的焦虑才是唯一能使其话语传递给病人的位置,也是作为一个治疗师唯一体面的位置。”

治疗师的焦虑才是唯一能使其话语传递给病人的位置,也是作为一个治疗师唯一体面的位置。我同意。

——写于2014年7月2日徐远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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